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。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陈启航，计划将正在运营的视频制作教学账号，转作党史学习题材相关内容。第一期的故事从一百零二年前的“巴黎和会”讲起：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和谈失败，美、英、法欲将山东主权从德国转让给日本，北洋政府的软弱行为引发爱国人士不满；正在湖南长沙教书的毛泽东深刻感受到，羸弱的中国无法在世界立足，中国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刻。“五四”前夜，北大学生群情激奋，以张国焘、许德珩、段锡朋为主导的学生组织上街游行，披露北洋政府的“恶行”，“五四运动”就此爆发。但学生们的爱国行径遭到当局政府残酷镇压，进步学生纷纷被捕。

此时的湖南，爱国运动遭到督军张敬尧暴力镇压，毛泽东上京请愿“驱张”，但北洋政府置若罔闻，多次请愿均以失败告终；罗章龙、邓中夏前来探望暂住福佑寺的毛泽东，安慰他不能回家为父奔丧之憾。看了几期视频，陈启航好友杨易渐生兴趣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，不再坚决反对陈启航转向。陈独秀南归后，李汉俊与戴季陶前来商讨推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事宜，受邵力子引荐，陈望道应允戴季陶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李大钊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以英译谐音“亢慕义斋”命名。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，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，供研究会使用。

1920年5月25日，吴佩孚离开衡阳，谭延闿伺机而动直逼长沙，“驱张运动”获得胜利。毛泽东心系湖南民生，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启发，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微光。陈望道回浙江义乌老家潜心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，虽然译文不足两万字，但却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，不料发行单行本经费告急，陈独秀答应设法解决。高君曼受邀为中华女界联合会授课，在那里认识了年轻热情的女干事王会悟。陈独秀请维经斯基帮助解决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出版问题，维经斯基对此非常支持，并承诺未来还将赞助出版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资料。

1920年8月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，推选陈独秀为书记。成立会上，决定尽快建立其他地区党组织、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。虽然它的成立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一小步，但它却是第一步，正是这一小步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拉开了序幕。直皖战争结束，李大钊回京，得知上海党组织已经成立，便立即开始与北大青年教师张申府等人物色北京方面的入党人选，亢慕义斋的罗章龙、刘仁静、黄凌霜等成为优先考虑对象。刘伯垂联络在武汉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陈潭秋、董必武、包惠僧等人，一致决定，尽快建立武汉党组织。

毛泽东、杨开慧收到法国来信，得知向警予与蔡和森已组成“向蔡同盟”，毛泽东向杨开慧表明了自己反对旧式婚姻的观点，杨开慧自然是十分赞同。文化书社一炮打响，毛泽东又立即着手联络各界人士，计划创办俄罗斯研究会，以践行马克思主义和俄式革命的经验。上海，共同编辑《共产党》月刊的李达与王会悟，感情不断升温，高君曼积极为二人牵线。青年团作为党的后备力量，队伍不断壮大，共产国际表示愿意接收优秀青年赴俄学习。北京亢慕义斋讨论党纲草案时，黄凌霜因坚持无政府主义而退党，会议不得不中断，《劳动界》周刊也面临重新分工。

这一次，双方都冷静了下来，马林指出，中国各地成立了党组织十分了不起，问题在于缺乏统一指挥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，建立党的中央机关，统一领导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，并承诺帮助解决经费问题。李汉俊、李达立刻着手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，王会悟自告奋勇，负责统筹安排会议各项后勤工作。毛泽东与何叔衡接信后，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参会，此时毛泽东已与杨开慧结婚，二人依依惜别。李大钊因为要替北京的教职人员索薪，实在无法抽身，最终，北京党组织推荐张国焘、刘仁静参会。在广州，陈独秀为建校批款奔波，派包惠僧作为代表前往上海，另一位代表是新婚不久的陈公博。陈公博心思活泛，携妻子李励庄同往。

“一大”第五次会议召开，陈公博与包惠僧等人因为“党员能不能做官”的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执，闷闷不乐，李励庄劝他放宽心胸，未果。另一边，租界巡捕队伍发公告取缔集会，巡捕程子卿发现李汉俊家正在集会，各地代表紧急撤离、四散，其中一部分代表聚到陈独秀家讨论下一步计划。李汉俊家遭到搜捕，选择留守的陈公博被吓得不轻。李汉俊巧妙应对，危机暂时解除。当晚周佛海因身体原因留在博文女校，没有参会，深夜，毛泽东悄悄潜回宿舍，带去了代表们决定中止会议、等待进一步安排的消息。陈公博在外绕了几圈才回到旅社，仍心有余悸。

百年后的今年，陈启航和杨易再次来到“一大”会议旧址南湖畔寻访，追寻中国共产党人淬炼思想、锤炼意志、坚守信仰的精神密码。中共“一大”召开后仅一个多月，陈独秀从广州辞职回到上海，开始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。高君曼对陈独秀的突然回归又惊又喜，她希望陈独秀今后能多抽时间陪伴孩子们成长，陈独秀欣然应允。毛泽东回到湖南后，决定借船山中学的空房办自修大学，鼓励青年独立思考、自主研究。与此同时，中共湖南支部的选址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，最终落户清水塘。陈独秀得知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”日常运营和《劳动周刊》创刊要由共产国际提供经费，勃然大怒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自己解决发展的问题，不该依靠外力，与会者张国焘、李达等试图解释，未果。

这年秋天，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江西安源煤矿。亲眼目睹煤矿工人生活的疾苦后，毛泽东找到在矿场做段长的族叔，表达了在安源建校办学的想法。通过族叔家工友张竹林介绍，毛泽东与煤矿工人在路边酒摊聊天，试图宣传进步思想时却碰了“软钉子”，他发现，工人们虽然“日子过得不如狗”，但却大多抱有“认天命”的想法，不愿主动改变生活境遇，更不愿付诸实践。第二天，毛泽东不顾劝阻、下窿考察，切身体验了矿工的艰辛。在上海，因为舆论压力与家人决裂的杨淑慧，来到陈独秀住处找周佛海。原来周佛海在老家已有婚配的事实被报社揭发，杨淑慧父亲得知后盛怒，执意要解除女儿与周佛海的婚约。

蔡和森等人向陈独秀讲述了在法国抗争失败一事，经过这几次斗争，已经有人对无政府主义失望，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了。蔡和森和李立三决定追随陈独秀为党工作，明年七月将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蔡和森留在上海，李立三拿着陈独秀的一封介绍信去了湖南长沙。毛泽建正和杨开慧做午饭，李立三便来了，毛泽东与李立三已经有两年多没见，二人是老朋友了，一见面就说起了长沙工作的情况，眼下他们正在准备一次游行，会有数千工人参加。杨开慧准备加菜，毛泽建很好奇来的人是谁，杨开慧说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。毛泽东想让李立三去安源工作，也许可以借助留洋经历和矿上有共同话题，争取合法地公开活动。为了和工人兄弟们更好的打交道，毛泽东给李立三改了新的名字，叫李能至。

1922年8月9日，法租界当局以“宣传布尔什维克”为由，再度将陈独秀抓捕入狱，共产党内和社会各界的营救行动随即展开。8月18日，陈独秀获释，却没有回家，而是暂居旅社。高君曼对此颇有感慨。自从上次入狱后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也常常与陈独秀发生争执，二人因此渐行渐远，怕是要就此分开了。李大钊来上海拜访陈独秀，劝他务必要为党组织保全自己，谈及国共合作的问题，陈独秀持反对态度。不久后，“西湖会议”在杭州召开，由于马林从共产国际带回了“尚方宝剑”，陈独秀不得不与他就“国共合作”达成基本一致，但陈独秀仍坚持必须保留共产党的独立性、自主性，并要求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。

3月，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。此时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通缉，也在上海暂避，而陈独秀已到达广州，中央机关也计划迁往广州。不久后，中共“三大”在广州召开，全国党员不断增长，出席代表达近40人，初具规模。会议再次围绕国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，代表们的意见针锋相对。毛泽东指出，应该将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吸纳到革命中来，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与，是很难取得成功的。会后，毛泽东与蔡和森、向警予意犹未尽，三人回顾了新民学会一路走来的历程，誓要将新民学会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的宗旨坚持到底！

李达觉得自己不如做一个党外的支持者，但他的信仰是不会变的，王会悟支持他。李达选择脱党，但没有脱离革命，他始终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。湖北的情况不容乐观，陈独秀建议湖北同志先韬光养晦。董必武说起湖北国民党，组建党部难度很大，毛泽东表示湖南也是这个情况。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对共产党充满猜忌，真正想要推行国共合作何等艰难，但孙中山已经决心改组。董必武希望把包惠僧和陈潭秋调回武汉，陈独秀说包惠僧妻子怀着孕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好，已经决定把他调回武汉，至于陈潭秋，陈独秀需要再想一想。

不久后，张国焘夫妇被营救出狱。包惠僧准备离开上海，毛泽东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因为工作太多忙得力不从心，不过组织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把杨开慧接过来。广州。周佛海来见戴季陶，等了许久才见到他，戴季陶曾给他写信让他来做中央宣传部秘书，不过黄埔军校就要开学了，周佛海就在共产党内人才名单上。不过到底去哪里还是要看周佛海的意思，戴季陶说做秘书每月能有两百块大洋，黄埔军校那边远远低于这个数字。戴季陶问起包惠僧，说他脾气莫名其妙，周佛海表示他这个人做事还是很认真的。戴季陶并不认可中共合作，对共产党也有些敌意，周佛海连忙表示自己写的文章纯粹是为了赚稿费。这两年在日本，周佛海的生活过得很拮据，也很需要这个职位，戴季陶劝他以后少发表政治上的言论。

毛泽东独立橘子洲头，写下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他坚相农民阶级可以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力量。在清水塘的一次聚餐中，他与何叔衡、郭亮等人话别，即将前往广州工作。此前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枪杀，广州局势十分复杂，国民党内的分化趋势已不可避免。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，但共产国际没有批准。这时的陈独秀已经结束与高君曼十五年的婚姻，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南京。正在东征前线的周恩来深夜拜访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，原来蒋介石向他索要黄埔军校和革命军中共产党员，以及所有跨党党员的名单。在陈延年和周恩来的建议下，鲍罗廷决定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部共产党员，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。

这年8月，因为邓中夏与李启汉妹妹李惠馨的婚礼，毛泽东、杨开慧、周恩来、邓颖超、刘少奇、何宝珍三对夫妇及陈延年齐聚一堂。众人举杯欢庆，坚信中国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光明。婚礼后，革命者们四散东西，各自奔赴新的战场。不久，北伐军攻克湖北全境，国民革命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，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迁至武汉，一边是前方战场的节节胜利、捷报频传，而另一边，国共双方的政治分歧，也随着北伐进程而愈演愈烈。1927年4月，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掐灭北方的革命火种，逮捕了李大钊。毛泽东、罗章龙、邓中夏等人正在商讨营救对策时，接到了上海爆发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消息。

这年5月，中共“五大”召开期间，李大钊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。“马日事变”爆发后，毛泽东彻底认识到，已经血流成河了，不能再这样任人宰割！他主张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，但陈独秀却不愿放弃忍辱负重求团结的老路。二人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。在毛泽东看来，要完成革命，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工人，就是农民，就是革命群众，这其实也正是他与陈独秀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。南京政府成立后，周佛海从武汉前去投奔，不料动机遭到怀疑，被捕入狱。出狱后，他对戴季陶表了一番衷心，很快就成了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，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起义于8月1日按期举行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。六天后，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，也就是著名的“八七”会议。会议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，为挽救党和革命，作出了巨大贡献。现实生活中，林帆、杨易、刘双喜和陈启航终于在线上“会面”了。他们感慨革命之不易，所谓 “大浪淘沙，始见真金”，在岁月和时间的荡涤之下，总有些底色是始终不变的。“八七会议”后，毛泽东回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，目标是打下长沙、建立革命政权。他与杨开慧依依惜别，彼此鼓励。

10月中旬起，他们开始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，发动土地革命，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胡宗铎率“西征军”进驻武汉前夕，在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任职的詹大悲、李汉俊决定营救在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，唯一的办法，是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帮忙。李书城认为此事过于草率，坚决反对，但李汉俊表示早已想清楚了，如果真能救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出来，以一换百，值了。为了保存革命火种，朱德率部加入故交、国民党将领范石生麾下，部队转战江西上堡，听闻毛泽东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，特派毛泽东之弟毛泽覃上山建立联系。

1928年4月，朱毛胜利在井冈山会师，两支队伍整编为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”，简称“红四军”，毛泽东任党代表，朱德任军长，陈毅为政治部主任。而在上海，中共中央正在为即将于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积极筹备着。邓中夏来找张国焘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，陈独秀、张国焘作为特约代表出席“六大”。张国焘闻讯后一扫之前被处分的阴霾，而陈独秀却拒绝了邀请，此时他的次子陈乔年正被关押在狱中，凶多吉少。此后，陈独秀错误地接受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，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悲观的估计，提出了一系列违反党的路线的观点和主张，并在党内组织“左派反对派”，这是党的纪律绝不容许的，最终，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。

邓恩铭在狱中仍坚持斗争，利用放风的机会提高难友觉悟，拖着病体参加绝食抗议，并寻找机会筹划越狱行动。这年除夕，红军躲避敌军追击途径大柏地，为给大家改善伙食，军需处给农户打欠条“借”来米面肉菜，吃下这顿“百家饭”，全军士气高涨，主动请战。面对“百家饭”，朱德却不动筷子，此前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部队撤退，被敌军俘获，生死不明。在毛泽东的真诚劝慰下，朱德擦干眼泪，振奋精神，参加了前委紧急扩大会议。

李达拒绝了陈公博的邀请，带着李心田回家了，陈公博很是生气。何叔衡正和李达的两个孩子玩耍，李达带着李心田回来了，说碰见了陈公博。王会悟让李心田带着弟弟妹妹回屋里玩，想起当年参加一大的十三位代表有不少人脱党了，包惠僧脱党后好久没有消息了。何叔衡与二人说起最近的情况，谈起刘仁静，李达知道他喜欢与人争辩，一转眼也快到而立之年了，恃才傲物的毛病还是应该改一改。当年山东两位代表年龄也不大，可惜王尽美英年早逝，邓恩铭被捕入狱，因为身体虚弱没能逃出来。听闻毛泽建牺牲的消息，王会悟痛心不已，她的孩子出生不过一个月就再次被捕牺牲，可怜他们的孩子还那么小就没了爹娘。毛泽建才二十四岁，王会悟记得她很喜欢孩子。今天是毛泽建的祭日，李达与王会悟、何叔衡一起举杯，向那些为了革命献出生命的同志致敬。说起毛泽东的消息，何叔衡说了红一军团的胜利。

故事讲述到这里，陈启航、杨易、林帆也更觉革命的不易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，必须要有极其强大的内心，才能在无数次试错中，逐渐摸索出一条对的路。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前往哈尔滨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会中遭遇军警搜查，被捕入狱。他在狱中化名孙杰，以乐观的精神等待组织营救。为了缓和难友孟坚的自责情绪，刚刚受完刑回到牢房的陈潭秋鼓励大家坚持斗争，期待革命胜利的那天。1930年、31年间，大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回国，投身于国内的革命斗争。李立三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纠正后，张国焘携妻子几经辗转，回到阔别两年多的上海。直到入住东方旅社后他才得知，几天前何孟雄等11位同志在这里被捕了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，采取“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”的战术，针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二次围剿。毛泽东、朱德布下“口袋阵”，等待敌军自己钻入包围圈。苦等多日，敌军王金钰部终于钻入“口袋阵”，在毛泽东、朱德的指挥下，红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，先打弱敌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，取得了第二次反‘围剿’的完全胜利。周恩来来找王明，告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的消息，王明不以为然，认为红军最高指挥官应为多位将领的牺牲负责。周恩来看出王明是担心毛泽东威望过高成为不稳定因素，对他的片面说法予以有力的驳斥。

何叔衡感慨，从秋收暴动至今，短短4年时间，毛泽东走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，走出了几万红军的大好局面。此时的中央苏区横跨江西、福建两省21个县，已经有两百多万人口，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，选举毛泽东为主席，何叔衡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和工农检察人民委员。董必武自苏联归国，拜访出狱后在上海工作的陈潭秋。陈潭秋在狱中深受折磨，身体垮了，暂时无法前往苏区，两位老友约定不久后在苏区再见。包惠僧在国民党政府屡屡碰壁，无奈之下找到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常委的周佛海帮忙。周佛海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包惠僧收敛锋芒，凡是小心为上，千万不要得罪蒋介石。

毛泽民来看毛泽东，表达了对“进攻路线”在苏区大行其道的忧虑，恰逢此时毛泽东接到中央来信，要他回去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。陈独秀在公开庭审时舌战法官，自辩词掷地有声，最终被判处八年监禁。李达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，携家眷离开上海，在北平高校任教。陈公博再次登门，请李达去汪精卫手下任职。李达不仅严词拒绝，还反问陈公博，眼下日军攻占热河，长城各口告急，为何蒋汪之间竟还在无休无止地争权夺利、搞内斗？！陈公博被问得哑口无言，拂袖而去。陈潭秋终于来到日思夜想的苏区，与董必武重逢，时隔多年，二人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又一次成为了同事。苏区盐价金贵，董必武省下自己的配额，送给陈潭秋。董必武告诉陈潭秋，正被苏区大力批判的“罗明路线”和“邓毛谢古”，其实都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实则是在批“毛泽东路线”。毛泽东怕周围人因自己受到牵连而遭遇政治打击，索性闭门谢客，连朱德都不见。

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错误地认为，这次反“围剿”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。他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，提出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方针，使王明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达到顶峰。红军苦战一年，终未能取得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1934年秋，临时中央决定撤出苏区。博古本有意把毛泽东留在苏区，在周恩来等人的据理力争下，才同意让毛泽东随队转移。何叔衡、陈潭秋、毛泽覃、瞿秋白等留在苏区掩护大部队撤退，即将面临艰苦卓绝的斗争。此时陈潭秋的妻子徐全直已在白区牺牲，陈潭秋化悲愤为力量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，赶在长征开始前完成了筹粮任务。毛泽东从于都回到苏区，与妻子贺子珍准备转移事宜，两人不得不与爱子毛毛分别，十分不舍。

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到达湘南县城通道界内。博古得知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的事实，陷入慌乱，周恩来要求召开扩大会，研究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，并指明毛泽东必须参加。会上，毛泽东提出应立即放弃北上湘西与二、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，改为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，到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。除李德外，与会者一致同意。之后，中央红军渡过乌江，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身后。1月7日，红军进入黔北重镇遵义，获得了短期休整的机会，战士们围坐在篝火旁，依次展望了革命胜利后的美好图景，还彼此约定，到时要一起去莫斯科看看。几天后，遵义会议召开，纠正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军事路线的错误，结束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，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事关生死的伟大转折。

此后，毛泽东又带领红军三次渡过赤水，有效地调动和歼灭了敌人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企图。何叔衡、陈潭秋等按照中央指示往闽西方向突围，发现敌情紧急转移。何叔衡受伤，队伍去老乡家暂作休整。陈潭秋拖着病体，根据遵义会议精神，制定了在当地坚持游击斗争的正确方针。会后，他经汕头、香港到达上海，医治伤病。而此时的中央红军，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，正想尽一切办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翻越终年积雪、空气稀薄的夹金山，终于到达懋功地区，与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。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先遣部队前来迎接，他与徐向前都认为，下一步应回岷嘉地区，在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，这与中央北上川陕甘的计划不谋而合。

1935年8月，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。中央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兵班佑，向右路军靠拢，但张国焘一意孤行，拒绝继续北上。身在左路军的朱德和刘伯承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予以坚决抵制，张国焘一怒之下，扬言要对他们进行纪律制裁。另一边，中央红军终于到达位于陕北根据地边境的吴起镇，与陕北的红十五军会合。紧接着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率领红军取得了直罗镇大捷，粉碎了敌军对陕甘边苏区的“围剿”，巩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。毛泽东指出，对所有俘虏都要进行政治教育，着重对他们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复校在即，董必武继续出任校长。学员众多，董必武主动提出可以在露天上课，这种不怕吃苦的乐天派精神感染了其他同志。

1936年1月底，张国焘召开会议，表示同意瓦窑堡决议的方针路线。6月6日，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“临时中央”。10月22日，红一、二方面军主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，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为了说服蒋介石改变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接受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，西安事变爆发。中央接信后开会研究，毛泽东主张，可以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，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。陈独秀、陈松年得知蒋介石被扣在西安，顿感一家人的血海深仇有望得报，但陈独秀很快明白，必须国难当头，必须放下家仇，惟愿蒋介石能够就此悔悟，奋起抗日。

9月23日，蒋介石发表谈话，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。至此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，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。杨子烈来到延安，与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夫妻团聚。王明由苏联回国，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原则，在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下，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。张国焘去找毛泽东，提出要代表边区参与清明节祭祀黄帝陵活动。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。就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带领全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同时，国民党内以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批投降派、亲日派，却错误地对抗战前途抱持悲观情绪，通过各种渠道与日军接触谈判，谋求所谓的“和平”。

蒋介石安排张国焘进军统工作，身在延安的杨子烈挺着大肚子向毛泽东辞行。毛泽东明知她不会再回来，仍大度地予以放行。去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回国，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，以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“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”的口信。毛泽东撰写的抗战名篇《论持久战》在大后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经由《新苏黎世报》记者波斯哈德的实地采访，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被欧洲了解。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即，王明竟提出在武汉开会的不合理要求，对此，周恩来、董必武等长江局其他负责人都予以坚决抵制。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，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，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。

1939年6月,蒋介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平江惨案”，毛泽东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反动派。此事也令党中央意识到，为了针锋相对地回应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，延安还需要更多的“笔杆子”。毛泽东收到李达的《社会学大纲》后，看了不下十遍，常看常新，他评价该书是“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”。张闻天提议请李达到延安来，协助宣传工作，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在刘双喜的邀请下，陈启航与杨易准备动身前往延安。陈启航提前做好了几期视频，其中一集关于许久没有出现的陈潭秋。陈潭秋从苏联回国后，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。周恩来去苏联治伤前，转道迪化探望老朋友。陈潭秋告诉张周恩来，新疆军阀盛世才已经撕掉“亲苏”“拥共”的招牌，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。陈潭秋庄重承诺，尽管环境险恶，仍会与同志们一起好好建设新疆，支援抗日前线，完成党交办的任务。李达昔日的学生、同事吕振羽到访重庆，转达了来自毛泽东和延安的邀约。

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，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即决死纵队和牺盟会组织发动进攻，制造了“晋西事变”，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。晋西事变后，国民党顽固派又先后在陇东、冀南等地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。八路军在自卫的原则下，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，进行了坚决的反击，击退了来犯之敌，并通过谈判与国民党军队划定了各自的防区，彻底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。而此时，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。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与意志，1940年3月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，汪精卫成立南京傀儡政府，成为日寇侵华恶行的工具和帮凶。

包惠僧从张国焘处得到消息，急忙上山探视。但陈独秀已进入弥留，抱着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撒手人寰。盛世才倒向蒋介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，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在新疆的党员。陈潭秋发扬精神，主动要求留下殿后。几乎与陈公博同时，周佛海也开始铺垫退路。他通过军统香港站和上海站，联系上了戴笠，还和陈果夫、陈立夫搭上了关系，通过他们，向蒋介石转达合作的愿望。1942年9月17日，军阀盛世才派人将陈潭秋、毛泽民等5名中共驻新疆负责人秘密软禁，第二天，又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，将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员拘押，连家属和病残都不放过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新疆事件”。

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，董必武单刀赴会，申明了中共坚持抗战的立场，公开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行径，有力反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造谣和污蔑，获得了广大进步人士的赞誉。1943年9月27日，陈潭秋、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位烈士,被盛世才秘密杀害。由于消息隔绝，党中央并不知道他们已经遇难，仍在积极展开营救。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基地被美国海军一个接一个地拔掉，周佛海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大势将去，托人给蒋介石传话，应当保全实力，以备中日问题解决之后对付共产党，暗示自己届时将助蒋介石一臂之力。国民党特务越来越肆无忌惮，常常上门骚扰八路军办事处。董必武以过生日为名，宴请民主人士，争取到社会各界对共产党的支持。

重庆方面公布了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，共产党代表只有董必武一人，原定参会的恩来和博古同志都不在其中。董必武向毛泽东表示，他所代表的是党和党所领导的解放区，身后有解放区一万万人民、97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支持，旧金山之行，一定不辱使命。董必武参加“中国民主同盟欢送会”，他在答记者问时指出，新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党派、一个组织可以代表得了的，各党派之间更不应以对抗的方式一较短长，一分高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董必武历任政务院副总理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主席等职务。

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今年是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历程，追溯历史，陈启航、杨易、林帆、刘双喜一起回到故事的起点——嘉兴南湖。百年前，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，从此，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，劈波斩浪，开天辟地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。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。“红船精神”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。